朱龙飞正想到开封府建昌院约朱友文出来，到百尺楼喝两盅，顺便把摩尼教陈佳丽的密信转交给朱友文。
却见开封府里一个虞侯拿着一纸公函，来到碧溪堂门催债似的传达后梁朝廷迁都的命令。官府的公函规定，凡身家财产三千贯以上的财主，一律随朝廷迁都洛阳。长安街八堂十三行所有堂主行首都被官府指名道姓，随后梁天子朱温一起到洛阳安家。
对于商人来，那里有人流，那里就有商机。而人气是随着皇帝跑的，皇帝喜欢去洛阳玩，大家也只能跟着他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谁也不能抗拒这个潮流大势，除非是自寻死路，又作别论。
皇帝把龙椅挪到那里，商人的店铺也跟着挪到那里。当初朱龙飞来开封府开店，本来就是冲着天子脚下生意好做而来到这里，如今皇帝搬迁到洛阳去了，开封府人流肯定随着皇帝撤离迅速下降，也就是大多数商家无法继续在开封府混下去了。对于朱龙飞的碧溪堂来，一向仰仗后梁朝廷建昌院给些活计，如果碧溪堂失去这个主顾，住后的日子收入肯定大打折扣。因此，即使后梁朝廷没有向碧溪堂发出强制搬迁的命令，朱龙飞的碧溪堂也会自动自觉跟着朱温的龙椅一起挪窝。
朱温在洛阳废掉唐朝末代皇帝李祝后，在开封府建都称帝，成立后梁帝国。在汴州设府开封，分封文武百官，定名东都。原唐首都洛阳改为西都，并颁发新朝正朔（年号），是为开平元年。
第二年，即开平二年，朱温觉得诸事不顺，特别是河东战事吃紧，梁兵与李克用的晋军相持不下，双方都陷入战争泥沼之中，欲罢不能。河东战事久拖不决，弄得梁朝内帑空空。朱温自觉运气不佳，霉可言邪。当时有方术士上书，认为开封府是个不祥之地，应该迁都洛阳。
由于他视为心腹大患的太原余孽李克用大猖獗了，闹得他寝食不安。出于战略上各种原因的考虑，朱温逐下令开封府的权贵富商随他一起迁都，重返唐朝洛阳旧都居住。（风水之也够累人，搞得朱温一年两次搬家，来回折腾。）皇帝迁都，后梁权贵当然跟着搬家。行商坐贾，愚夫俗妇，照葫芦画瓢，起哄相随。朱龙飞也不能免俗，就把汴州的碧溪堂迁到洛阳皇城东街夫子庙附近。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后梁皇帝朱温在在开封府的龙椅还没捂热，又匆匆搬家，劳民伤财，当时很多人因此怨声载道，把朱温骂得狗血淋头。即使朱氏权贵内部，也很有些人反对迁都，对迁都这事颇有微词。
对于汴州开封府是否是个不祥之地，后世堪舆家也有些法，比如后来北宋定都开封之后，国运一直不兴，受尽外族的欺侮，国土沦陷，丧权辱国，最后甚至被金国一窝端掉。事实胜于雄辨嘛，也不能怪这些方术士们胡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