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位女编辑发来她最近写的一部短篇小说：《60岁的中文系女教授》。小说很棒。正是我喜欢的那一类型：考究的文字，别致的隐喻，人生洞见，人性机微，不动声色的幽默感，以及静静喷涌的才气。不过，读罢掩卷，到底有一丝不悦隐约残留下来：六十岁的中文系女教授！说起来，除了我所在的外文系，中文系是我接触最多的系，当然接触了女教授以至年近六十的女教授。但这位虚拟的六十岁女教授不关乎其中任何一位。她是所有床第想像的无情终止者——只要她的意象介入其中，本来汹涌澎湃的激情便像突然拔掉电源的电风扇一样应付了事地转两圈后彻底无能为力。为什么非是六十岁的中文系女教授不可呢？这不公平。我同小说作者见过两次面，据我所知，她的职业履历概与教师教授无涉。
这意味着，又一位不是教授的人写出了关于教授的小说！此前已有若干本了：张者的《桃李》、闫连科的《风雅颂》，还有一本书名就叫《教授》，作者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反正不是教授。我倒是教授，而且是想写教授的教授，却一直没能写出教授……
是的，几年前我就想写一部教授主题小说。书名都想好了：“《围城》二世”——既然钱锺书先生能把民国教授众生相写得妙趣横生，我为什么不能把共和国教授写得栩栩如生呢？作家出版社知道我这个野心之后，当即正式约稿。并且忽悠我说：“以你的语言功力，总翻译村上小说岂不可惜！与其给他人做嫁衣裳，莫如给自己做嫁衣裳，把自己嫁出去！”
然而几年过去了，我仍未把自己“嫁出去”——“《围城》二世”仍未破城突围，我仍在眼巴巴看着并非教授之人接连捏造“教授”。其实，近些年我也并未总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散文写了，杂文写了，论文写了，小品文写了，为什么偏偏写不来小说呢？一次请教写小说《藏獒》的杨志军。他慨然授以秘诀：“小说是结构的艺术，结构即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把握了关系，就有了结构，有了结构就有了小说。”但他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我现在才明白的：我所以写不出小说，是因为不具有文学想像力，即不具有虚构能力，亦即不具有文学意义上的说谎能力。而这项能力基本是天生的。一句话，我天生不是小说家。换个说法，我要想成为小说家，我身边必须发生足以构成小说的许许多多现实故事。
然而现实是当今大学没有故事。准确说来，故事太少了，少得不足以支撑不会虚构的我也能塑造正能量大学教授形象。也不单单我这么看，比我厉害的其他人好像也这么看。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好几年前就喟然叹道：“既不鉴赏幽默感，也不推崇独立性，今日中国的大学校园里，难得再有经得起学生再三阅读、品味、传诵的尚未老太龙钟的教授及其故事。”复旦校长杨玉良教授也强调一所好的大学必须有让学生感到自豪的名师和名师故事。认为名师故事在传播过程中被“添油加醋”，恰恰反映了人们心目中的大学精神，进而产生令人感动的激越的大学文化。东北师大盛连喜校长今年四月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阐述“理想之大学”通常具备的四个特征：“有人物、有故事、有空间、有代表”。同时感叹如今许多大学新楼高楼有了，故事却没了。“因此，我们需要珍惜和保护历史留给我们的那些经典故事。”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和东北师大同在长春的母校吉林大学，想起我入学不久听得的两个故事。老校长匡亚明一次如厕。听得隔壁出门声却未听得冲水声，马上提起裤子冲出门把那个学生逮了回来，问他为什么没冲水就走。学生辩解说上课要晚了。匡校长当即发布校长令：上课晚了我负责，你排出的东西你负责！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历史系于省吾教授的。于教授告诉他的研究生：破译一个甲骨文保管你一辈子有名有利有吃有喝有老婆。而让他最“牛”的，就是自己比郭沫若多认识两个半甲骨文。并且宣布谁要是比他多认识半个，就把自己的漂亮女儿整个嫁给他，同时继承包括慈禧太后尿罐在内的所有文物收藏……
故事都是“文革”前发生的，我听后也整整过去四十年了。我敢说，即使母校本硕七年所受课堂教育内容统统忘了，这两个故事也不会忘。而且，即使在母校负面新闻多多的今天，我也还是为自己出身于吉大而自豪——因了马上提裤子教育学生的校长，因了比郭老还“牛”的老教授。
在这个意义上，故事的确大于思想。倘若如今的大学校园也有类似故事，我的“《围城》二世”何至于难产！
（01．8．18）（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