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五千余年来，涌现了一大批影响民族文化、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杰出文化大家，他们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不久前我写了长篇历史小说《奸雄·阿瞒》（作家出版社出版）。近几年读了一些历史书籍，做了些分析研究，加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曾在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做过六年的编辑组长，掌握了一鳞半爪的古代历史知识。因而我选择了汉末社会巨大变动时，带来的我国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以章回形式写了这个历史文化名人故事繁荣一百回，冠名为“建安风骨——曹公三父子”。（指曹操、曹丕、曹植）
建安时代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学史上是一个很突出很辉煌的时期。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从公元196年起到19年止。不过从文学史上所经历的建安时代，大致上是指汉末魏初，并非严格地限予这4年。当时文坛上涌现了大量的诗人、作家，“三曹”（指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七子”（是指孔融、陈琳、王桀、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蔡琰等人。当时“三曹”在文学上和他们在政治上一样是处于领袖地位，他们的文学才能和实际成就也完全配得上这个地位，其中曹植尤其是历来被公认的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建安文学以魏为主，吴、蜀作家创作很少。其中原因是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揽文士，他们又都曾卷入汉末**的漩涡，接触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因此能够去承继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诗歌创作的高潮。南朝梁，著名文学理论评论家钟嵘在他的著作《诗品》中，将汉至梁10位诗人，分上中下三品论其优劣，他在诗品序中说：“建安曹公父子笃好诗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桀为其羽翼，次有攀龙附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这时文学的主要体裁已经从辞赋转变为五言诗，而作家之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建安十年之后（公元05年）曹操消灭了袁绍集团，冀州全境相继归属曹氏。袁绍的大本营邺城（今河北临漳），便成了曹魏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曹操晋魏公后，邺城即为实际上的首都，文学之士纷纷投归曹操。南朝刘勰撰著的《文心雕龙》曾对此作过经典的评述，他在“时序”中认为，文学的发展都与时代的政治有关，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评论建安时代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以来，区域方辑、魏此以的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主之重、妙善词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云笔琳琅。并体貌英俊，故俊才云集。……可以说，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对于建安文学的概括，洗炼的论述了建安文学的历史背景、组织结构、作家群集以及活动形式，并由此而形成了“建安风骨”，在这里曹氏父子又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建安时期三曹流传下来诗、赋三百余篇，还有大量的诏、令、表、论文三百余篇。其中诗篇最多的是曹植，约八十余首。曹操的诗0余首，书、令、表、序三卷150余篇。此外，他还有兵书著作和注释古兵书多种（魏武自序有曰：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论文烦富，故撰为略解焉）。魏志武纪注：太祖注孙武1篇传于世。见在日本图书目：孙子兵书三卷。曹丕的诗约40余首、赋论乐府亦约40余篇，另外还有诏、令、论文百余件。
“三曹”的作品保存下来的或多或少虽有种种原因，但其质量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淘汰考验，应当说是主要原因。从现在留存的建安诗作，应该说“三曹”排在最前列，凡其作品成就较高，留存的也就较多，当时也就能够被公认。直到今天，有些名句仍活在人们的口语中，如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曹植的《七步诗》，1941年，周总理就化用“相煎何太急”一句，用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皖南事变”。可见其影响深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