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格各具千秋
曹丕的《典论·论文》第二篇，是评论建安“七子”的创作，他们的风格和得失，是较为全面公允的。对建安“七子”的论述，虽各具千秋，但作品均反映了**现实，抒发了建功立业精神，具有建安文学的共同的特征。
《论文》第二部分原文如下：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
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之也。
曹操统一北方，进驻邺城之后，许多文士投奔曹操，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曹操的地位不免高高在上，曹植年轻，这个集团的真正中心和主要领导人物乃是曹丕。他和那些文士的“行则同舆，止则同席……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熟，仰面赋诗”，结成很亲密的文友，他在这篇《论文》中，盛道每个人的长处也指出他们的短处，以曹丕立足较高的地位，而措词婉和谦逊，见出他的爱才真情和发自内心的感言。首先他介绍了“七子”的姓氏、籍贯。孔融（公元15—08年）、字文举，汉末鲁国人，即今山东曲阜，孔子0世孙。七子中年辈较高，汉献帝时任北海相。
陈琳（？—公元17年）字孔璋、汉末广陵人，今江苏江都县。曾先后在袁绍、曹操手下任职，其诗篇《饮马长城窟行》是汉乐府诗中的代表是反映现实艺术较高的一篇。
王粲（公元177—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今山东邹县西南。献帝西迁、粲至长安、年既幼弱，容状短小，蔡邕见而奇之，闻粲在门，倒履迎之。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后归曹操，迁军谋祭酒、任侍中。“七子”中成就最高，《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诗以《七哀诗》为最有名。《登楼赋》是他赋中的名篇。
徐干（公元170—17年）字伟长，北海人，今山东寿光县东南。曾任曹操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用书檄，多出自瑀、琳之手。建安1年，从曹征吴病卒，时年41岁。
应玚（？—17年）字德琏，汝南南顿人，今河南项城县西南。曾任曹操丞相橡属，后为五官将（曹丕）文学。今存诗七首辞赋十余篇。
刘桢（？—公元17年）字公干，东平宁阳人。曾任曹操丞相橡属，其后曹丕立世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甄女幼时喜欢读书，视字辄识，常用诸兄笔现，貌美亦能诗。坐中众人咸伏，而刘桢独平视，可见桢之傲气。刘桢的诗流传下来的不多，其中写得最好的是《赠从弟》：“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表现了诗人的真骨凌霜，高风脱俗的品格。
介绍完“七子”的身世后，曹丕接着评价七子“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说他们七个人学习都很全面，写作时不借助已有的文辞，都以为自己能驰骋良马，日行千里，且“齐足并驰”。像他们这样相互佩服、文人相敬，是很难得的。而后述说“七子”各自的长处和短处。王粲长于辞赋，徐干的作品舒缓，足以和王粲相匹。曹丕例举两人的作品，则后说：虽然张衡、蔡邕那样的高手，也不过如此。可谓对粲、干评价之高。对陈琳、阮瑀，说二人的章、表和书信，公文，堪称是第一流的，算得上是杰作。应玚的文章平和不雄壮刘桢的文章雄壮但不严密。最后谈到孔融。孔融因触犯曹操被杀，而曹丕并未埋没孔融的才气，说“孔融体气高妙”，文章的气韵。风格有过人的地方，但是他不善于立论，以至于有时出现嘲笑戏谑的东西。此处曹丕不宜点明孔融“嘲笑戏谑东西”指的什么，为使读者明白曹操为何杀孔融做以下简述。
曹操杀死孔融后，颁布了一道《宣示孔融罪状令》：“太中大夫孔融即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弥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遇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孔融违天反道，败**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曹操杀孔融可以说用尽心机，无论是罪状，还是曹操下达的宣令，只字未提两人不同政见和书信辩论，而紧紧抓住孔融诽谤朝廷“违天反道，败**理”的言行，告知天下，吾杀孔融不是私人之争，这就使圣人后代，公然在父子的伦理上大反儒家学说的罪恶公之于世，使孔融威信扫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