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这个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他的文学路线和写作态度，对于其他作家和百姓，都起到更具体的领导和倡导作用。建安8年他刚刚平定了袁绍集团回到邺城之后，就颁布了《修学令》，明确要求各郡县都要办学校，修文学乃至具体到设置教官。
《修学令》原文如下：“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曹操几年来，征战袁绍，耳闻目睹了袁氏之治，豪强擅姿，下民贫弱，“后生”儿童们，不懂得仁义礼让之风，因而我感到悲伤。充分说明他治理国家必须重视发展文学这一理念。不仅各郡国要修文学，而且县要设置校官。学校要选“俊造”之人当任老师，这是何等的英明举措。
曹操和袁绍，虽然均属于和人民相敌的阶级，但他们对农民的政策却有显著的区别。袁绍维护的是世家豪强，兼并农民土地的政策，迫使丧失土地的农民，当他的田客，控制乡里，形成地方的割据势力。曹操占领冀州之后，指出：“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不出赋”，“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乃袁氏之治也。因而曹操及时地调整了混乱的赋税制度和对农民的教学制度。
曹操“令郡国各修文学”还出于他的重视培养人才，唯才是举的选拔官吏政策。春秋时代政治家管仲曾说：“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曹操认为说的太好了。“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曹操的治学思想与他的“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因而曹操的身边才能聚集了众多人才，形成“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的辉煌形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