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薤露行》创作，同一时期的《蒿里行》，可以说是曹操批评当时政治的姐妹诗篇，同载在乐府诗集二七十卷，诗曰：“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这首诗是纪录汉末讨伐董卓，群雄互争权利形成许多军事割据集团，给人民造成丧乱的情景，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的苦难。
曹操东至陈留起兵后，故里的曹氏家族纷纷来投奔。最早有幼时一起习武的夏侯淳、夏侯渊兄弟，曹仁、曹洪堂弟等，一致支持，跟随曹操成大业。曹操大喜，立即分头招兵买马，成立兵器库，打造武器。他在《军策令》文中说，孤先在襄邑（属陈留郡，在今河南睢县境）与工师共做卑手刀，时北海的孙宾硕来看，讥孤曰：当慕其大者，乃与工师共做刀耶？孤答曰：同工匠一起制刀，能小复能大，何害！又说袁本初铠万领，吾二十领，本初马铠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这里既道出了曹操的远大抱负，也显现了曹操创业的决心。与工师共作刀看起来是小事，正如他说的“能小复能大。”同时说明他重视军事后勤、重视战争的武器准备，做为一个军事家只有把这些小事干好，才能干成大事。很短时间，即召募士兵五千余人，有了自己的队伍。
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刚过正月，关东诸州郡先后起兵声讨董卓，公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以地濒临渤海得名，治所在浮阳，今沧州。袁绍因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加之有渤海太守之位，故被推举为盟主。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冀州牧韩馥留邺给其军粮。先后加盟的是：豫州刺史孔伷屯颖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及其弟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后将军鲁阳袁术，济北相鲍信众数万人。当时关东州郡起兵的不是刺史就是太守，唯曹操东逃起兵时无职位，乃行奋武将军。可见曹操当时的地位和兵力最弱。
袁绍做为讨伐董卓的盟主，很快就暴露出他盛名之下其实难付。袁绍沽名钓誉，志大才疏，他唆使何进尽杀宦官，却引狼入室，惧怕董卓而逃离京都；在京都，他倚仗叔父袁隗，起兵反卓却不告诉家人，以致叔父惨遭杀害；当了盟主本应即日起兵讨卓，却拿不出讨卓的决策，而只是戴上了盟主的桂冠。盟员之间也各怀鬼胎。冀州牧韩馥民人殷盛、兵粮优足，而对袁绍有戒心，恐其兴兵遣散自己的势力而动摇。东郡太守桥瑁陈述董卓罪恶，乃作书与绍，劝其举兵。陈留人孔伷清谈高论，嘘枯吹生，是个老滑头。袁绍时屯兵河内，袁术屯南阳，皆畏惧卓兵强莫敢先进。
此景此情曹操看在眼里，提议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己合，诸君何疑？”曹操是说，既然大家已联盟，还有什么疑惑的，还有什么害怕的，大家应团结一致。曹操陈述的理由：“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曹操这篇说词，既是对袁绍等的劝导，也是对董卓罪行的揭露，虽当时曹操处于劣势，而其政治眼光、军事思想，都堪称高人一等，是一篇讨伐董卓的檄文。而袁绍以观形势发展为由，不予采纳。曹操没有说动袁绍，于是引兵向西。曹操的大胆行动，济北相鲍信表示同情和支持。
曹操这首反映汉末**，关东诸郡起兵讨伐董卓的诗《蒿里行》，正是当时的实录。他显然受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影响，乐府古辞《悲歌》中曰：“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描写离乱社会无家可归人的愁苦之情，实际上悲歌难以当泣，远望也不能当归，如此写，不过是聊以**。接着写出：“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家中既无人，回家已无必要，关河相隔，回家也无可能，这确实是一首凄楚动人的悲歌。
而曹操的乐府诗歌，绝不是仅仅沿用了汉乐府古辞，而是创造性的反映了新的现实，表现出新的容貌。如果说“薤露”是以哀君为主，“蒿里”则是以哀臣民的。
“蒿里”开篇“关东有义士”，指的是起兵讨伐董卓的诸将领。盟津是地名，在此推举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相传周武王伐纣时，和诸侯在此会盟，“乃心在咸阳”（指秦的都城）。这两句曹操是在此借用典故，像周武王会合诸侯弔民代罪。而说袁绍却“军合力不齐”，力量不能合一，还自相残杀。诗末的六句概括地写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惨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流露出了诗人悲伤时悯乱的情感，苍凉凄楚、形象鲜明、历历在目。（未完待续）